2016年度，日本國防預算首次超過5萬億日元的規模，其增速甚至超過迅速老齡化背景下的社會保障費(1.4%)，同比增幅為1.5%(740億日元)。有分析認為，這對于一個1/3預算依靠發行國債的國家而言，“擴充軍備”的色彩異常突出。
而與此同時，日本解禁武器出口也引起全世界的矚目，這種急于“破繭”的行為，被理解為安倍實施國家戰略轉型的重要一環。
但中國學術研究機構的最新研究發現，日本軍工轉型的“胎動”始于20世紀末，結構性困境是日本軍工產業急于走向世界市場的內在動力，其手段則是全球化戰略，以此來實現產業發展、構筑新的競爭力的戰略目標。防衛省的訂單額度太小。31日，中華日本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在京發布《日本藍皮書：日本研究報告(2016)》。藍皮書作者、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副教授、副主任張玉來表示，邁向世界市場、推進全球化戰略，是日本軍工產業界推動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實施戰略轉型的最終目標。
藍皮書介紹，泡沫經濟崩潰之后，日本經濟陷入“失落的20年”。經濟長期低迷導致國家財政狀況不斷惡化，加之老齡少子化問題逐步嚴峻，國防軍費預算受到極大遏制。
據統計，1996~2006年，擁有130家企業的防衛裝備工業會的會員企業數據顯示，其總的從業人員從5.7萬人下降至4.2萬人，減少了26%。
戰后一直保持增長態勢的日本國防預算支出，到20世紀90年代開始觸頂。90年代中后期，日本防衛費用預算升至峰值，1997年、1998年均達到4.95萬億日元的規模，相對80年代2萬億日元的規模實現了倍增。但之后，這龐大的需求逐步減少，2005年已降至4.8萬億日元的規模。
除此之外，價格和防衛費用結構變化等因素，也對軍工產品需求形成了擠壓效果：一是軍工產品技術標準提升，價格成本上漲，但政府采購總額并沒有增長;二是防衛費用構成中，人工及食品費占比提高，到2012年已占全部費用的44.6%，另外，美軍基地的維持修繕費也有所增長，這就等于壓縮了裝備購入費。
藍皮書以2012年的防衛費用預算為例，這一年防衛預算總額46453億日元，與上年同比減少172億日元(0.4%)。其中，新裝備品合同金額為6970億日元，與上年同比增加了457億日元，總占比15%。與此相對照，裝備品維修費用竟達7786億日元，雖然同比減少17億日元，但占比16.76%，甚至超過新裝備采購額度，這是2005年后出現的新問題。
相反，過去新裝備采購金額占比一直超過20%，如1974～1994年新裝備品采購占比平均為23.5%，1989年的峰值甚至高達28%。總之，當前日本軍工生產企業從防衛省獲得的訂單額度約為2萬億日元，這僅僅相當于日本工業生產總值的1%左右。
據統計，日本工業生產總值為年均250萬億日元。很顯然，需求萎縮極大地制約了軍工產業的發展。
張玉來介紹，2012年年底安倍再度上臺以來，日本國防預算已經連續四年增長，終結了此前長達十年的連續減少趨勢。然而，這種增長并不能滿足日本軍工產業界的發展愿望。數據顯示，受日本國防預算特征及其結構的影響，新年度日本實際軍工產品采購經費總額僅為7329億日元，即便加上研究開發費的780億日元，以及“一般物件費”中裝備品的330億日元，也不足9000億日元。
技術停滯 競爭力下降：近年來，國際軍工產業環境發生了深刻變革，技術進步加快，發生模塊化革命，加之全球化影響，跨國之間的共同合作開發成為趨勢，如F-35戰機就是美國等九國共同參與的項目，這既可利用各國技術與產業優勢，也共同分擔了日益巨大的開發成本。而與此同時，以國產化為特征的日本軍工產業卻陷入了多重困境。研究發現，20世紀90年代之后，日本軍工產業技術進步效率大幅下降。
張玉來分析，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在一般軍用技術領域，日美之間已無多大差距，美國技術難以成為技術進步原動力;二是美國在高端技術方面對技術外流存有戒心，而且這更是相關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所在，不會輕易轉移給日本;三是日本民生產業也出現大幅調整，特別是受中韓企業競爭壓力影響，利潤減少，研發投入也出現下降，“民促軍”式技術轉移降速甚至停滯;四是產業高技術化導致研發成本大升，各國紛紛采用跨國合作來分擔風險，日本卻因和平憲法及“武器出口三原則”等因素而受到制度性約束。
藍皮書認為，日本政府的壟斷也阻礙了技術進步。20世紀80年代以后，為推進軍工產業技術自主研發，日本政府將防衛費用中的研發占比從不足1%迅速提升至2008年的3.5%，盡管該比例仍低于美國(12.4%)、英國(8%)、法國(7.3%)等，但其絕對規模高于英、法。
然而，研發費用全部被防衛省所屬的技術研究本部所壟斷，這與軍工生產全部在民間形成錯位。藍皮書以政府主導的無人機項目為例，1996年開始研發、總共投入超過500億日元的無人偵察機UAV，在2011年福島核事故中幾乎未派上用場。
“鑒于軍工生產的特殊性，加之防衛省作為‘唯一客戶’形成了壟斷格局，日本軍工產業運行機制越加僵化，逐步束縛了產業活力與創新動力。”張玉來說。
藍皮書介紹，長期以來，防衛省所指定的主包大企業幾乎壟斷了軍工產品訂單，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以及三菱電機等，這類軍工產品相關采購排名位居前十的企業訂單占比在90%以上。
藍皮書分析說，僅從生產效率而言，集中生產顯然可以發揮成本方面的優勢，但壟斷導致創新被壓制，不僅技術進步受阻，競爭缺位也造成了軍工產品價格被抬升的現象。這種政府主導下的產業運行體制逐步走向僵化，致使日本國內軍工產品價格普遍比國外高三倍左右。對此，大量企業質疑和提出異議。
安倍內閣撕掉最后的面紗。藍皮書分析說，基于上述因素，培育和扶植新“增長點”，突破產業瓶頸，避免軍工產業的制度性疲勞和技術滑坡，成為日本政府發展軍工產業的戰略重點。“解禁武器出口只是日本國家安全戰略轉型的重要一環。”張玉來說。
藍皮書介紹，在安倍內閣宣布解禁武器出口一年多來，日本已經開展了多項軍工相關的跨國合作項目，包括日美共同開發的SM-3、日英共同開發的化學防護服、日法共同開發的水下無人機、日德共同開發的坦克技術、日澳共同開發的潛水艇技術等，日美之間還確認了今后將開始無人潛水艇的溝通研究與開發。此外，通過軍事采購而獲取委托生產，這也是日本進軍跨國合作項目的重要手段。例如，日本防衛省已決定首先購買42架美國F35戰斗機，由此，三菱重工獲得了為該戰斗機生產后部機身的委托生產，三菱重工專門在愛知縣建立了專用生產線。2013年9月三菱重工又與防衛省簽署了負責F35機身最終組裝的協議，這就意味著，日本訂購的F35最后的全部組裝將由三菱重工來承擔。
張玉來認為，“武器出口三原則”不過是日本軍工產業暗地發展的“遮羞布”而已。徹底撕掉這塊“遮羞布”，就成為日本政府特別是大舉實施安保戰略轉型的安倍內閣的急切之舉。
藍皮書分析說，作為世界軍工產業的潛在“黑馬”，日本軍工產業具有如下優勢：
一是在艦船研發與制造等領域擁有世界先進技術與競爭優勢，如蒼龍級潛水艇、“出云”號直升機航母等艦船;二是在碳素纖維等材料、傳感器及半導體零部件等領域擁有世界領先技術，全球競爭力優勢突出，如三菱電機的傳感器、東麗公司的碳素纖維、IHI的發動機部件等;三是擁有高端加工制造技術，在激光、涂層、焊接加工、半導體制造與加工等制造領域，日本制造業具備世界一流的技術和競爭力。
此外，日本還擁有大量技術扎實、質量可靠、能夠嚴守交貨期的中小企業，它們不僅在國內支撐著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等核心軍工企業為中心的軍工生產體系，甚至在海外獲得了軍工巨頭的青睞。藍皮書說，在廢除武器出口禁令之后，日本軍工邁向海外的步伐正在加大。2014年7月，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就決定向美國出口作為攔截導彈核心部件的高性能傳感器。毋庸置疑，日本軍工產業已經步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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